天津北方網訊：清末民初，天津是華北商業重鎮，商業繁榮的背后自然少不了各樣的糾紛，維權打假的事例也不少見。今天，就擇三個故事與您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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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晉隆維權開先河
假冒偽劣商品不僅危害消費者的利益，也侵害經營者的聲譽。清代末年，一起商家聲討假煙的事件，引起社會轟動。
卷煙是由美商老晉隆洋行引入中國的，并在天津行銷。早期的卷煙屬于奢侈品，多在租界的洋行與番菜館出售，主要供應外國人和中國富人。那時老晉隆洋行在津經銷的品海牌、孔雀牌香煙皆為10支硬紙盒包裝。由于這種煙盒可以反復使用，導致了假煙的出現。
1902年4月，美國駐津總領事致信津海關道，稱據老晉隆洋行稟告，“現有奸商私制紙煙冒充本行品海、孔雀兩牌號名目，在天津各處地方銷售，以偽亂真，有礙本行聲名”，請求對兩個商標予以保護。信中還將品海、孔雀牌的煙盒原件交與津海關道掛號存案。同時懇請北洋大臣批示，發出相關保護商標侵權告示。不久，津海關道在《大公報》上發出告示。當時，天津城由八國聯軍都統衙門管轄，他們也發出告諭：不得使用品海牌殘剩煙盒、煙箱再裝次等煙卷出售漁利，“倘敢故違，定即拿究。”。這兩份告諭是當時保護商標權益行為，為當時侵權行為普遍，、維權意識淡漠的中國社會開了先河。
絳雪齋版權尋保護
舊時，假冒商品中的盜版圖書十分猖獗。天津絳雪齋書局就多次利用訴訟和法律，對版權進行保護。
絳雪齋老板甘厚慈出身仕宦，與北洋官場多有交往，曾編印許多頗具價值的圖書。其中光緒年間的《北洋公牘正序編》，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主政時的公文，頗得袁氏的賞識；民國時期編的《新天津指南》印了三萬冊，由于匯集天津警察廳掌管的地名，印書時得到了資助。
絳雪齋老板甘厚慈
光緒年間，甘厚慈獲得李鴻章出使日本的日記底稿，找到天津義合堂刻字鋪準備刊刻。不料義合堂偷偷將書稿寄到上海某石印局先行印售。甘厚慈得知后，向天津縣衙門提出狀告。經過幾次堂審，始終未有結果，最后只對義合堂罰款了結。后來絳雪齋印制的《傅相壯游日錄》，注明了“天津絳雪齋藏版”，以示版權所有。
甘厚慈編輯的《官商快覽》，匯集80余種資料，通行各省，頗受歡迎。最初雖有盜版出現，但未能影響正版暢銷。1898年，甘厚慈將《官商快覽》增加到140種。不料，又有書商改頭換面，盜版獲利。為此，甘厚慈又向天津縣衙門提出訴訟，新任知縣呂增祥是維新人物，曾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贊，清楚國外對著作權的重視。為此以天津縣衙門名義發布《示禁翻印》的告示：“不準他人翻刻或改換名目印書，有在外埠翻刻的，也不準各鋪戶代售，倘敢抗違，定要重罰。”這張告示，反映出天津縣衙門對著作權保護的重視。1910年，清政府頒布了《大清著作權律》，這是中國第一部著作權法。絳雪齋在報上發布告啟：“本齋現已遵照奏定新章，稟請版權，同業奉勿再蹈前轍?！庇纱丝闯龈屎翊扰c時俱進，運用法律與侵權行為進行抗爭。
義聚永維權注冊商標
舊時，商家維權方式多種多樣，其中義聚永酒莊采取注冊商標的形式尤為稱道。
近代天津大直沽的酒業聞名一時，由于競爭激烈，加之外銷受中間商挾制，銷路一度不暢。商人劉香九久繼承父業經營義聚永酒莊后，從開發新品種入手，以高粱燒酒為胚另加輔料再制，改制成色酒，釀制出玫瑰露、五加皮和狀元紅等，受到市場的認可。時大直沽酒業銷售為“汕頭”“福建”“廣州”三幫把持，主要銷往南洋及東南亞一帶。由于這些商人采取賒銷方式，造成大直沽酒業貨款周轉困難。為了擺脫“三幫”的控制，劉香久親赴香港、新加坡等地推銷，成為天津酒業直銷南洋一帶的首創。
義聚永五加皮酒
隨著義聚永聲譽大增，廈門、汕頭個別奸商用火酒勾兌，仿造義聚永的包裝和標簽，在本地和南洋銷售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劉香九久開始關注商品的保護。此前他在外國洋行工作時，接觸過此類事件，通過反復考慮，最后確定以“金星”作商標，進行了商標注冊保護。為了擴大義聚永的酒銷售，還將金星商標在海外注冊。劉香九久在報紙上刊登啟事，講義聚永的歷史及酒的特色，并告誡消費者，將“請認明金星招牌。”， 反映出天津商人具有先進的商品維權意識。（津云新聞編輯李彤）
義聚永打假廣告
